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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松桃—历史沿革与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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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桃有着古老文明和悠久历史。1980年6月进行文物普查时,在县境内虎渡口采集到的磨光石斧和理纹、方格纹陶片等珍贵文物,经省博物馆鉴定为新石器时代遗物;从1962年到1984年间在虎渡口浅土层掘到的虎钮錞于、铜镜、铜铎等文物,则属西汉时期的文物。由此看出,松桃早在1万年至4千年前就有人类生息、繁衍了。

第一节 历代行政区划设置

松桃在春秋战国时期属黔中,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加强中央集权,在全国设郡县制进行管理,松桃属黔中郡,从汉至三国时期,归属武陵郡,南北朝时期属郢州南阳郡,隋朝时期属源陵郡。

唐贞观4年(630年),在今属县境中部设置平土洞,西部设置乌罗洞,隶属思州。唐武后垂拱2年(686年),以辰州麻阳县地及山洞设置锦州,县境东部属其管辖。唐肃宗天宝元年(742年),改锦州为卢阳郡,东部仍属其管辖。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卢阳又恢复其名为锦州,属地为洛浦、渭阳、卢阳、招谕、常丰5县,今松桃地属常丰县。

宋太宗开宝年间(936-975年),将平土洞改置为平头司、乌罗洞改置为乌罗司。在这段时期,今县境的西部属思州管辖,东部仍属锦州。宋徽宗政和4年(1114年),在今名孟溪设置龙泉葛泽长官司,兼有麻阳县地,属沅州管辖。宋理宗保祐元年(1253年),设置平茶承化军民府,辖地为今县境中西部的孟溪、平头、乌罗,但属思州管辖。

元世祖至元24年(1287年),设置思州宣慰司,隶属湖广行省,乌罗、平头二司归其管辖。元成宗大德6年(1302年),改平头司为平头著可通达等处长官司,改乌罗司为乌罗龙干等处长官司,辖龙泉葛泽长官司,改平茶承化军民府为溶江芝子坪茶等处长官司(治所为今秀山龙凤、高秀),均属思州军民安抚司。

明太祖洪武4年(1371年),将乌罗龙干等处长官司改置为乌罗长官司;7年(1374年),将平头著可通达等处长官司改置为平头著可长官司,隶属思南宣慰司。8年(1375年),设置麻兔洞(今甘龙地),隶属酉阳宣慰司。17年(1384年),划出溶江芝子坪茶长官司直属四川布政司。明永乐3年(1405年),在今县境东部设置答意、治古二长官司。11年2月(1413年),废思南宣慰司,以其地设置乌罗、思南、铜仁、镇远4府。乌罗府驻地在乌罗长官司。同年,从酉阳宣慰司划出麻兔洞来属。这期间,乌罗府隶属贵州布政司。明英宗正统3年(1438年)5月7日,令将答意、治古二长官司永行革除,乌罗府只存3司,不足以立府。于是撤销乌罗府,将乌罗、平头两司拨入铜仁府,拨郎溪司属思南府。

清康熙43年8月初6日(1704年9月4日),兵部根据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上疏,设铜仁理苗同知置正大营厅,以铜仁府副职移驻正大营为厅长官,专理苗务。雍正8年(1730年),迁正大营理苗同知至长冲(今老松桃),设置松桃厅。在正大设巡检司。从此,便以松桃为名,沿袭至今。11年(1733年),松桃厅由长冲移至蓼皋山下建城(今松桃县城)。12 年,移正大巡检司驻盘石营,设置正大县丞,并于境内设汛于落塘、大塘、木树、乾塘、臭脑、岩坳、构皮、康金、巴茅坪、大平茶、长冲等地。

嘉庆2年(1797年)11月初3日,升松桃厅为直隶军民厅,属贵东道,以原拨给铜仁府的乌罗、平头著可二长官司回归松桃。7年(1802年),设石岘卫。至道光15年(1835年),松桃直隶厅辖1卫、2司、14讯,由贵州省直接管辖。

民国2年(1913年),改松桃直隶军民厅为松桃县,属黔东道。民国3年(1914年),以正大营县丞辖地设置正大营分县,驻地正大营;以48溪主薄辖地设置48溪分县,驻地堡脚(今普觉镇)。民国16年(1927年),48溪分县移置甘龙口,改为甘龙口分县。民国24年(1935年),松桃属第九行政督察区。民国25年(1936年),撤销正大营、甘龙口二分县,并入松桃县。民国26年(1937年),松桃县改属第一行政督察区。民国32年(1943年)后,一直隶属第六行政督察区。

民国23年6月,即1934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军长贺龙率领红三军从洪湖来到黔东,创建革命根据地,建立了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当时称为省政府),松桃属黔东特区范围。红三军在松桃建立了严家坡区革命委员会,下辖坝木、麻阳、猫山、天堂、钟鼓坡、大土坪、黄泥堡、五官坝、寨地、浑泉共10个乡苏维埃政府。10月,红六军团作为红军长征先遣队,在任弼时、肖克的率领下来到黔东与红三军汇合(红三军恢复二军团番号),二六军团会师后撤离了黔东。反动势力反扑回来重新掌权,用乡和保甲制取代了苏维埃政权。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月12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松桃。1950年3月1日,经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正式建立松桃县人民政府,属铜仁地区专员公署领导。全县下属6个区。1952年10月,四川省秀山县(现属重庆市)所辖的九江乡划入松桃,全县为9个区、115个乡、1个直属镇(即丰乐镇)。1956年建立松桃苗族自治县,次年3月,铜仁县辖的牛郎和江口县辖的小屯共计11个乡划归松桃,至此,全县共有10个区、1个镇、84个乡。1958年11月,将45个乡改为44个人民公社,随后又将9个区一个镇改成10个大人民公社。1984年取消公社和大队核算单位的体制,恢复乡和村的建制。1992年5月,全县进行撤区并乡建镇,撤销了11个区(镇)和60个乡(镇),组建成目前的13个镇、15 个乡。

第二节 人民政权的建立

一、清匪反霸斗争

1950年3月1日,松桃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县政府下设秘书室、民政科、建设科、文教科、财粮科、工商科、财委会、税务局、粮食局、邮政局、银行、民委会、公安局、法院、检察署15个科局级机构。同时,决定建立城关、盘信、普觉、孟溪、长兴5个区人民政府。3月20日至23日,召开全县各界各族首次代表会议,传达了县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部署了以剿匪、征粮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会议号召代表们广泛发动群众,为建立革命秩序、保障军队供给、进行民主革命而努力。9月,县委、县人民政府召开了全县首届农民代表大会和干部大会,翻身的人民第一次当家作主人。会议传达贯彻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剿匪”指示,部署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征粮“五大”任务。

清匪:是在大规模剿匪基本结束后进行的,目的是要全部、彻底、干净的清除一切逃窜、隐藏的土匪残余和收缴一切武器。在剿匪工作中,大力宣传“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和实行“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采取“广泛发动群众,对土匪反复进行政治瓦解,集中打击顽抗之土匪”的办法,到12月中旬基本击溃了股匪组织。为达到“捉净匪首,肃清散匪、挖掘匪根,收净匪枪”的目的,紧接着在全县开展对剿匪中被击溃而隐藏的武器和逃窜土匪进行清剿。采取“儿童设卡放哨、群众清寨查户、民兵搜山查洞、部队分片出击、设立自新登记站”等措施,至1951年3月,“全部、彻底、干净”地肃清了逃窜、隐藏的土匪和武器,剿匪清匪斗争胜利结束。

反霸:是反地主恶霸、让穷苦人民真正翻身。方法是先试点,摸索经验,然后陆续展开。县委书记亲自带队试点。同时明确,根据县境少数民族多的特点,在民族地区先不提反霸。经过召开各种会议,进行阶级教育,让广大贫苦农民诉阶级苦、民族恨、提高阶段觉悟、懂得当家作主的道理。在此基础上,召开群众大会,对地主恶霸进行说理斗争。全县在三个月内,共斗争地主恶霸300多人,参加反霸群众8万多人,斗倒了地主威风,打开了民主革命局面。

减租、退押和征粮:反霸斗争中,同时开展了减租、退押和征粮工作。通过调查和说理斗争,清算控诉了地主剥削人民群众的罪行,废除了高利贷。通过这些斗争,广大群众提高了觉悟,当年按政策规定的征粮任务顺利完成。

二、自治权利的行使

为了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了一些照顾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民族自治权等方面,作了一些不同一般地区的特殊规定。松桃建立自治县后,认真贯彻执行了上级有关行使自治权方面的各项政策和规定。同时结合当地民族情况,先后制定了一些单行条例和办法,保证自治县行使自治权的权利。早在上世纪50年代,松桃对苗族群众自酿自食的土酒及祭祀祖先而宰杀的牲畜均予免税;在财政方面,享受5%的民族机动金和高于一般县2%的照顾;在民族贸易方面,国家对民族自治地方实行三项照顾,兑现50%的利润留存和资金核定。这对松桃开展民族贸易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上世纪50年代,松桃就在苗族聚居区的盘信、世昌等区设立民族学校,对一部分有困难的学生实行免费入学,从优发放人民助学金。文革期间,民族教育遭到了破坏。三中全会以后,党又帮助松桃开办了四所民族学校。这对发展松桃少数民族文化教育,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现在,松桃还根据行使自治权的精神,在苗族聚居地区试点推行苗文方案,在学校开展苗文、汉文双语文教学,创办苗文报刊,出版苗汉文对照书籍。政府明确规定:凡是以苗文脱盲的苗族群众,与用汉文脱盲的群众同等对待;凡开表彰优秀教师的会议,得有苗文教师的席位。目前已有数千人学会并掌握了苗文,一些不识汉文的群众能以苗文写报告、作记录、写诉状,在诉讼活动中使用苗族语文。政府机关履行公文程序时,充分考虑到苗文的现实作用,群众反映良好。

1982年,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对苗族婚姻情况展开调查,结合实际通过了《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变通规定》。在计划生育方面,亦根据自治条例,作了优惠少数民族的一些明确规定。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一项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实行自治的民族怎样在自治地区范围行使自治权尚无现成的模式。松桃实行自治五十年来,对此尚在摸索中前进。但自从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域自治法》以来,为了更好地行使自治权利,自治县权力机关及时组成了立法领导小组,以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实行改革的思想为指导,对全县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制定出了一个比较全面地、符合当前形势和民族情况的自治法规—《松桃苗族自治县自治条例》。现在,全县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根据《条例》的规定,充分行使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的自治权利,为更快地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完全平等,积极建立团结、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三、民族干部的成长

自治县的成立,既标志着松桃少数民族人民的当家作主人,也标志着松桃苗族干部队伍的发展和成长。从数量到质量,已经具备了当家作主和进一步参与管理国家大事的条件。

建国以来,党对民族干部的培养一直非常重视。早在1949年11月,接管松桃的军政工作团尚未抵达松桃之前,铜仁地区警备司令部就叫松桃地方选派30名民族干部去铜仁干校学习,培训民族干部。1950年1月,接管松桃的军政工作团抵达松桃后,就着手举办知识青年干部培训班。参加考试的数10名少数民族知识青年,全数被录取。经过短期学习,被分派到各条战线工作。同年秋季,又在大坪区举办了少数民族干部培训班,先后培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1952年秋,全县苗族干部有16名,其中县级干部1名,区级干部4名,乡级干部11名。为了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中共松桃县委根据国务院颁发的《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和松桃民族干部的成长情况,于1953年在苗族聚居的盘信、平茶、长兴等区先后成立了盘信苗族自治区、世昌苗族自治区和长兴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在实际工作中探索和积累民族区域自治的经验。此外,还先后选送了六批民族干部到中央、西南和贵州的民族学院或其他民族院校学习。由于采取了多渠道的办法,积极培养提拔使用民族干部,从解放到自治县建立的短短7年时间,全县民族干部就大量地成长起来了。1957年年初统计,全县干部总数1096名,其中苗族308名,占干部总数的28.1%。发展民族干部党员84名,团员108名,为在少数民族中培养一支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干部队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自治县成立以后,苦难深重的苗族人民,第一次有了本民族的县长、县委副书记。县委、政府的工作部门,大部分有了苗族领导干部。在苗族聚居的区乡,绝大部分有苗族的干部参加领导工作。在民族干部的成长过程中,南下和西进的老干部,特别是汉族老干部对当地民族干部的耐心帮助和无私培养,当地民族干部至今念念不忘。但自1957年以后,由于受到极左路线的****,少数民族干部中的一些正当的感情以及少数民族群众中一些传统的风俗习惯被当作地方民族主义来予以批判,一定程度上挫伤了民族干部的积极性。客观上对民族干部的培养和教育,起了消极的作用。尤其是在10年“文革”期间,民族政策被破坏,民族工作被取消,民族干部的培养被忽视。到了1980年前后,松桃的民族干部队伍形成了头重脚轻的畸形状态,后继乏人。三中全会以后,党采取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措施,民族工作重新被提到了各级党政的议事日程。1981年,贵州省委为了消除“四人帮”所造成的遗患,作出“全省民族自治地方每年可从农村中招收少数民族干部600名”的决定。根据省委的这一决定,县委加强了培养民族干部的工作力度,民族干部队伍青黄不接的问题得到了逐步解决。1984年,全县干部总数为5082人,其中民族干部1448人,民族干部中的妇女干部164名。县委的四名书记都是苗族,县政府6名正副县长中苗族有3名,人大常委会7名正副主任中有苗族5人,而且这三大班子中的正职全部由苗族干部担任。到2005年底,全县少数民族干部总数达6802人,占全县干部总数的71.93%,是建国初期少数民族干部的200倍。

在民族干部成长中,涌现了苗族战斗英雄龙世昌、田茂根、吴良保等一些优秀人才。龙世昌是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的。1952年10月,他在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中英勇地用胸部抵住爆破筒,炸毁了敌人碉堡,为上甘岭战役的辉煌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荣立特等功。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追认他为二级战斗英雄。为了纪念他的勋绩,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特把他出生的平茶区改名为世昌区,抵哨村改名为世昌村。吴良保是松桃牛郎人。1979年,他在对越自卫反击战扣林山战斗中,荣立战功,前线部队派他作为部队的代表,回到后方向家乡父老作反击作战汇报。还有在八一南昌起义时任副师长、建国后任贵州省副省长的欧百川,从放牛娃到省委书记的吴向必等,他们不愧为松桃苗族的优秀儿女、党和人民最喜爱的人。

第三节 土地改革

在对土匪进行重兵合围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为了配合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全县掀起了完成“五大任务”的群众性运动。根据上级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不专门进行反霸,应结合清匪进行的指示精神,自1951年1月起,松桃开展了全县性的清匪运动,共捕获匪首170余名。从此,松桃基本上没有再发生土匪抢劫事件。

为了给“五大任务”和以后的土地改革扫清障碍,人民政府依法处决了那些血债累累、罪大恶极的恶霸匪首,对愿意悔过自新的国民党保甲长和一般的匪众,则采取以区乡为单位进行集训的办法进行教育,促使他们中的多数人走上悔过认罪、重新做人的道路,从根本上铲除和摧毁了地主封建势力的社会基础。与此同时,对全县农民协会组织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整顿,清除了隐藏在农会内部的反动分子及其代理人。从而纯洁了农会组织,牢固确立了贫雇农和下中农的领导优势。

在进行土地改革之前,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减租退押、清算帮工帮粮和废除债务的经济斗争。通过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各族群众控诉了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人民群众的罪行,并向地主索退了租种土地的押金和抵押品,索还了无偿劳役、帮工帮粮的代价,废除了地主放给农民的高利贷,实行减租减息。仅盘信和平茶两个苗族聚居区,农民就从地主手中索回了帮工帮粮折合的粮食740多万斤,减租退押共得粮食74万多斤。全县12900多户农民向地主讨还了血泪帐。

这段时期,全县的民兵、青年团、妇女组织迅速发展,各项工作全面铺开,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1950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严重威胁着我国的安全。松桃各族人民响应党的号召,掀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潮。各族群众纷纷报名参加志愿军,要求到朝鲜狠狠打击侵略者。随着“五大任务”的胜利完成,全县苗汉各族人民的思想觉悟日益提高,革命热情更加高涨。广大群众深深地懂得了只有跟共产党走才能取得政治上、经济上彻底翻身的道理,这就为加快土地改革步伐,对封建地主阶级进行总清算创造了良好条件。

新中国成立前,松桃贫雇农、中农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80%到90%左右,仅占有20%几的土地;地主、富农占农村人口总数的7.4%,却占有70%多的土地。封建地主阶级采用实物地租,对半平分,并附加各种无偿劳役等手段,对苗汉各族群众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榨,人民群众终年劳作,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1951年3月,中共铜仁地委召开会议布置土地改革工作,会上专门传达了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土改的有关政策精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和中共贵州省委的指示,县委结合松桃的具体情况,分期分批,以点带面,在全县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土改运动。

土地改革正式进行之前,土改工作队认真学习党的民族政策,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特点,作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根据县委和政府的指示,吸收了一批少数民族干部参加土改工作队,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骨干和积极分子;同时,还邀请少数民族的自然领袖参加座谈会,倾听各族各界人民对土改工作的意见,帮助工作队了解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此外,还举办了农协干部、农协积极分子、少数民族村干部、苗族知识分子、人民武装自卫队员等共计2000多人参加的训练班,对600多名保甲长进行集训,保证了土改的顺利进行。

土地改革是一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着深刻意义的革命,标志着新民主主义运动高潮的到来。随着运动的不断开展和深入,人民群众与封建残余势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地主阶级及其代理人,通过他们安插在农民协会和其它组织中的代表人物,采取各种手段,竭力阻挠和破坏土地改革。一些降低成份混入农会的不法地主富农分子,拼命篡夺农民协会的领导权,打击贫雇农等基本群众;有的还通过馈赠金钱、衣服、粮食、搞“美人计”、拉宗族关系等手段,收买农会干部和狗腿子,帮助他们隐瞒、转移财产;有的公开造谣惑众、威胁压制群众,甚至逼还过去的欠租和债务。在严峻的斗争形势面前,土改工作队紧紧依靠广大少数民族群众,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和启发教育,少数民族群众提高了思想认识,站起来和地主作面对面斗争,彻底打垮地主阶级的威风,迫使他们在经济上缴械投降。平茶六村在短短几天的斗争中,地主分子就交出了铜元2000多枚、小铜元70多枚、小钱90多斤、大洋50多块,还有棉花、布匹、食盐、子弹等物品。在土改中,各级人民政府和土改工作队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将没收的财物分给群众,赢得了少数民族群众的衷心拥护。

经过一年半急风暴雨的斗争,土改运动胜利结束。全县共没收地主富农的田土344000余亩,各种财物475万余件。从此,松桃结束了封建主义的统治,苗汉各族人民开始了新民主主义的新生活。

第四节 社会主义改造

土地改革后,贫苦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他们把满腔的喜悦和对新生活的憧憬,全力倾注到发展农业生产和家园的建设上。1952年,全县每亩地的施肥量,由解放前的500多斤增加到1300多斤。农民自发集资兴修沟、井、塘、堰2000余处,保灌田达到了61300多亩,土变田1000多亩,开荒地11200余亩。当年的农业总产值,比1951年净增了14.9%,粮食总产量净增17.2%。

但是,由于解放不久,山区农业生产水平仍然十分落后,经济力量十分薄弱,普遍存在着劳力不足和生产工具缺乏的困难。为了帮助农民发展生产,人民政府及时发放了大批农业贷款和农具。翻身的农民在生产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仅仅依靠单家独户的力量,很难维持正常的生产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袭击。因此,不少地区出现了农民自愿换工,互相调剂使用耕牛和农具,采取等价互利的办法来解决生产中的一些实际困难的情况。镇江乡三村的农民,自愿集资兴修水利,一个冬天就修成一条2500米长的灌溉渠,修筑羊圈堰二道,水车七架,山塘两口,全村保灌田达到307亩,土变田78亩。1952年,这个村水稻增收了68000多斤。蓼皋八村是一个苗族聚居的村寨,1952年春,由麻旦行政组副组长田玉金牵头,自发联络贫农田老五等四户苗族农民垦荒4亩多,互相帮助捉稻苞虫23亩,戽水抗旱9.2亩。结果,这几户农民当年的粮食收成分别比上年度增产40%左右,显示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

县委及时发现并肯定了这种组织起来的好处,号召各族群众互相帮助,克服困难,发展农业生产。1952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下达后,县委根据草案精神,对农村中涌现出来的这种新型的生产组织形式进行积极引导,在麻旦、龙头等少数民族聚居村试办了5个互助组。这些互助组秋收时获得了大幅度增产,由季节性组织发展为常年性的组织。1952年秋后,无论平坝地区和山区的苗族社区,都大量涌现出这种组织形式。至1953年底,全县互助组已发展到3799个,参加互助组的农户达19585户,占全县总农业户数的31%。由于合理安排劳力,统一调剂和使用耕牛、农具,很多单家独户不能解决的困难,都在互助组里得到了解决。1953年全县的粮食产量在1952年基础上净增了30.8%。以苗族农民为主体的田玉金、田宗秀、文光林、辜万选等19个互助组,粮食产量均在上年基础上获得全面增产,成为松桃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先进单位,发挥了很好的模范带头作用。

1954年春,县委分别以余宗勋、田玉金、辜友富、龙胜碑等9个常年互助组为基础,联合10个季节性互助组共153户,建立了4 个初级合作社。初级合作社人多力量大,统筹安排生产,合理使用土地和生产资料,活路做得细,粮食产量较互助组时又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全县在继续发展、并联互助组基础上,陆续又新建了43个初级社。同年8月,县委召开了“第二次互助合作会议”,总结了互助合作的优越性和增产经验,训练了1500多名建社骨干,决定将5380多个互助组分批转入初级社。

在合作化运动中,县委结合苗族人民传统风俗和生活特点,对有关问题专门作了决定:如在入社时,凡涉及到民族之间或苗族内部宗族之间有所争执的问题,都要邀请苗族自然领袖和各方的代表共同协商解决,按照正常的意见处理;为了维护民族团结,尊重苗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对苗族妇女用“私房钱”买的茶林、麻地,老年人在家中议定留下的“养老田”,宗族用的“清明田”、祖坟山地,“寄崽树”(即儿女所拜寄的某棵大树)以及饲养的“神牛”(即苗族祭祀祖先举行仪式时所用的牛)等,都允许保留,暂不入社。在苗汉杂居地的苗汉联组(社),双方都要有一定的干部比例,提倡互助尊重,共同处理生产事务。苗族人民重情好客,尤其婚丧嫁娶,相互往来更为频繁,因此自留地可多留3%至6%。这些正确措施,体现了党对苗族人民的关怀和照顾。

1955年10月,党中央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社问题的决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在全国农村中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热潮。这一年,松桃分批建立了1400多个初级社,入社农民达55000多户,占农户总数的80%以上,基本上实现了初级合作化。到1956年3月,不少初级社顺应形势的发展,开始向高级合作社过渡。全县先后建立了27个高级农业合作社,有7000多户农民入社,将私有的土地和生产资料转归集体所有,这是具有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劳动生产组织,也是一个统筹安排生产、对自然灾害具有一定抵御能力的联合体。这年夏天,松桃遇到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旱灾,全县有7200多亩田没有插上秧,有84000余亩田干裂脱水。高级社在抗旱中发挥了巨大的组织作用。经过三十多天的奋战,使89000多亩田没有受灾,救活了13000多亩包谷,抢栽了20000多亩红苕。县委及时宣传高级社的优越性,对全县初级社转向高级社进行积极引导,全县1000多个初级社合并为578个高级社,入社农户达66700多户,占农户总数的97%,基本实现了高级合作社。

农村形势对全县私营工商业者和小手工业者的震动很大,纷纷提出合营和联营的要求。县委根据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新阶段的通告”精神,本着“统筹兼顾,公私两利”的方针,及时开展工商业者社会主义改造,将全县220户私营工商户分别纳入糖烟酒、棉百、饮食三大行业;其余一些适宜于分散经营的行业,则分别成立若干店、组。对所有合营股的资金,按政策给予定息补偿。为了加强对集体工商业的领导,政府还为这些单位委派了公方经理,副经理则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以便做到各有司职、各安其业。在中央政策的正确指引下,松桃于1956年底,全面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实现农业合作化,尤其是从初级社向高级社转化以及对城镇工商业、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由于受经验不足和急躁情绪的影响,忽视了不同地区的生产、经济特点,采取“一刀切”的办法进行过渡,致使一些地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出现了只注重形式、不讲求实效的倾向,挫伤了一部分群众的积极性。在城镇的对私改造中,出现了某些偏离中央指示精神的过激作法,损害了某些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使党的正确路线没有得到充分的贯彻,合作化的优越性也难以正常发挥。

总之,从清匪到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8年中,松桃经历了急风暴雨般的社会大变革和斗争,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胜利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任务,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和对城镇工商业、小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县各族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第五节 拨乱反正

1978年11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正式对文革中的一些极左的错误进行纠正,对文革及其以前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昭雪,松桃拨乱反正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停止了大集体模式,实行包产到户

在此之前,全县上下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推行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的大集体穷过渡,大力评选学大寨的先进大队和先进公社,松桃一跃而成了铜仁地区的农业学大寨先进县。那个时期,以记分方式确定分配,分配方案有的是“人七劳三”,有的是“人六劳四”不等,具体情况以公社或大队确定。所谓“人七劳三”,就是在年终分配时,人口占七成,出工所得工分占三成,两项加起来就是一年所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县取消了大队核算单位,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包产到户”所有制形式,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全县的粮食产量一举跃上了一个新台阶。1984年,取消人民公社,恢复了乡的建制。

二、清理纠正错误,给冤假错案平反昭雪

1976年,县委先后成立“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领导小组”“落实干部政策领导小组”及相应的办公室,抽调30名干部专门办公,复查“文化大革命”“四清”“反右倾”“反右派”四个时期处理的案件,着重抓对党的知识分子、干部、地下党员和游击队、起义投诚人员、华侨、宗教等方面的政策落实工作。截止到12月,县委召开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会议,对40名错划右派分子予以平反,恢复工作,补发了工资;对在1959年“反右倾”中受到错误处理和批判的23名干部,给予平反,恢复名誉;为392名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冤屈遭迫害的干部平了反,落实了有关政策;同时,作出了《关于牛郎区一九七六年“追反”造成的冤案的平反决定》。通过核实查证,承认为地下党的案件2起,承认为游击队的5起。对314件历史老案,复查落实和纠正了281件。在全县应清理复查的2013起案件中,取消了含有诬陷不实之词的1258起。通过落实政策,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

三、恢复了政协统战工作和党的民族政策

1979年2月7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统战部《关于恢复省辖大城市的区和县政协问题的意见》,1980年1月2日,中共贵州省委批转《省委统战部关于贯彻执行〈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的意见的通知》,决定恢复贵阳市、松桃苗族自治县政协等28个地方组织。从1980年5月起,县委统战部着手准备恢复县政协的各项工作。1980年12月20日,中共松桃苗族自治县委向省、地党委正式报送了“关于恢复县政协及政协换届选举安排方案”的报告。1981年5月15日至22日,召开五届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县政协第五届委员会的领导机构。随后又设立了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使停止活动长达15年之久的松桃政协得以恢复,重新开展工作。24年来,县政协在县委的领导和上级政协的指导下,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突出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发挥政协优势,切实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在抓大事、议大事、办实事上下功夫,为本县改革、发展和稳定以及祖国统一事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六节 改革开放

从1978年到2005年的27年时间里,松桃的改革开放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上世纪80 年代,改革的突出成果是农村全面实行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结束了公社和大队核算单位的大集体体制,解放了生产力,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实现了粮食的大面积增产和高产,农民生活有了保障,大部分人家有了余粮,松桃成为贵州省粮食生产大县。第二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了“工业兴县”和“工业强县”的战略,以锰的开采和加工为龙头,带动茶叶等一系列加工业,打开了松桃财政增收的新局面,奠定了工业快速发展的基础。第三阶段是在21世纪初,工农业发展步入了快车道,城镇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招商引资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财政收入跃上了新的台阶,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到2005年,全县生产总值为177135万元,是1956年的33.6倍,在2000年的基础上年均增长10.5%。财政总收入达到11527.15万元,是1956年的168.8倍,在2000年的基础上年均增长24.4%。地方财政收入达到6178.83万元,是1956年的81.9倍, 在2000年的基础上年均增长14.8%。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阶段1625元,是1956年的12.3倍。全县“一纵一横一环八连线”的公路主骨架基本形成,通乡油路率达64%,通村公路率达78%;大兴机场复航运营,渝怀铁路松桃段建成通车,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初步形成。同时,能源建设实现历史性突破,以“两基”攻坚为重点的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城镇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经济结构调整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目前,社会安定,人心稳定,民族团结,整个县城旧貌换新颜,全县上下同心同德,为松桃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发展奋力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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